四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肉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摸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