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7节
合理避税办法，而可以想见的是，土地虽然分出去了，但其实际控制权，显然还在那些权贵、地主、豪强手里，根本不怕丧失，毕竟作为豪强，最基本的素质便在地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上。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心知肚明，但并没有阻止的意思。潘佑在察其状况后，很是不满，觉得让地主们这么搞，朝廷将损失一笔不小的税收进项。因此，果断下令，禁止京畿道土地的“赠予及转让”。
这道命令，自然引起了广大地主阶层的不满，纷扰一直上传到朝廷，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默认这件事。
理由也很简单，这样的做法，并不违规，没有背离新制。用一些名流郡望的话来说，没偷没抢，还配合朝廷施政，土地是他们的，怎么处置也是他们的自由，你潘佑不许，也太霸道了。
朝廷既然制定分等纳税的规则，就给了人家如此操作的余地，朝廷为税收，固然可以颁布禁令，但一方面清查土地所有权的难度摆在那里，赵普就始终秉持一点原则，政策越简单、越易理解、越易执行越好。另一方面，也不能服众。
当然，服不服众也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朝廷推行新制，目的在于改变税收性质以及计税依据，在于去人税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
至于土地的所有权，并不是重点，毕竟，不管其所属，土地就在那里，税制标准也很明确，有多少地，纳多少税。
而大地主们通过转移所有权以避税的做法，固然会给朝廷的税收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属于合理避税，在规则之下。规矩是朝廷制定的，自然要维护，除非，朝廷改变现行规则，彻底禁止土地买卖流通，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比税改还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一点，那就是今后大汉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经营者，除了要缴纳朝廷的正税之外，还需要向老地主们上交一定的“份子钱”。
至于交多少，就看他们私下里的约定了。而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地方上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将更加严重。
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而言，新税制是友好的，比起两税制，他们每年需缴的税赋是实在下降的，负担是大大减轻的。
但对于那些带有“佃户”性质的小农小户而言，却不一定了，朝廷的正税按土地数目来，而地主们私税，就看地主的“良心”了，但封建地主的良心，又如何经得起这等考验。
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若是遇到过分贪婪的主家，双重税赋之下，其负担可想而知，新的土地矛盾，又将滋生了。
虽然以大汉目前的土地状况而言，远没到那样的地步，大汉如今仍旧是以自耕农为主。但有些事物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有些趋势甚至是不可逆的，自耕农破产，失人失地，土地兼并持续。
改来改去，终究只是改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根本的问题没有改变，那大汉帝国的未来，也是可以预见的。
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刘皇帝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曾经想让政事堂下了一道制令，登记在册之土地，所属必须明确，并且朝廷保护其所有权。
刘皇帝意图很简单，既然想通过分地以避税，那土地分出去了，就是所属人的，至少从法律上，那些土地就不再是原主人的了。若是今后出现有关土地所有的纠纷，那官府也当按籍册记录审判。
不过，这一条被赵普给拒绝了，为此两人还少有地发生了一段争执。赵普的想法很现实，若依刘皇帝之意，下这么一道制令，属于釜底抽薪，就是在断天下地主们根，必然引发群体性的不满乃至抗争，对于已经渐入正轨的税改造成严重冲击，生出不必要的麻烦，于大局不利。
刘皇帝则坚持认为，朝廷正税之外，地主们还能收私税，这岂合朝廷成制，长此以往，必然国将不国。对于刘皇帝的见解，赵普也表示认同，但让他下制令，仍旧不愿意。
争执了许久，最终还是以刘皇帝的妥协收尾，就因为四个字，大局为重。税改是按照刘皇帝的意志施行的，新制也得到了刘皇帝的认可，推行到如今的地步，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与弊端，是改革所必须承受的。
也正是这样的妥协，才让刘皇帝意识到，他就像是在堵洪水，拼尽全力，但潮水依旧汹涌而来，不可遏制，他在世能坚守着，他之后呢？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刘皇帝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理解，是想管，但当真管不了，管不够，人越老，越觉其无力。
大概是觉得触怒了刘皇帝，赵普在后来又私下里向刘皇帝建议，为改革之事，必要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陛下若有心，完全可以等到税改完成之后，再作计较，将来可以把土地籍册的作用放大。
对此，刘皇帝勉强接受了，但兴致不高地说了句，朕又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刘皇帝早就意识到了，这税改，别说两年，就是三年五年也未必能彻底完成，看看几个试点地方的进展与其中的纷扰就知道了。
边改革，边妥协！这就是刘皇帝心中对此次税制改革的总结了！
真正引以为豪之处
刘皇帝过去常常自谦，也努力地做出一副平和的模样，但他骨子里实则是个十分自傲的人，他有着超越时代的眼光，也有洞察人心的智慧，他生生改变了一整个世界的走向，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
以刘皇帝一向的内敛沈重，都不时露出骄狂之态，矜功伐能，至少作为一个君主专制帝王，刘皇帝的成就已经前无古人，后也很难再有来者。
只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人至暮年，刘皇帝的心态也在不断变化。改弊革新，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南征北伐，这些刘皇帝自矜了几十年的东西，如今在他看来，却已不足为道，毕竟上溯千年，做到这些的，还是有那么几名帝王的。
在承平二十多年后，刘皇帝发现，他真正能够自豪的，只剩下海外拓殖这一桩。不在于扬威域外，在刘皇帝看来，这是打破华夏历史窠臼的一种尝试，一种宣泄内部矛盾的办法。
当下的大汉，帝国虽然摆脱不了一些封建落后的框框架架，但百姓们的生存空间是大大扩展了的，并且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对于一般小民而言，倘若承受不了国内的沉重负担与压榨，完全有其他出路，选择也很多，徙边，出海。只要胆子够大，敢冒风险，大汉周边有数之不尽的土地资源可供大汉百姓取用，尤其是广袤的南洋地区，虽然是大片的蛮荒，环境恶劣，但大部分都是优质资源，只欠开发，而以大汉百姓在农业上的专注与技术，只要人去了，就不愁没有成果。
至于地方势力对于小民的各种影响与限制，固然难免，但在大汉的政策环境下想做到彻底控制，同样是不现实的。
对于移民实边、拓殖海外，朝廷的态度一贯是支持、坚持，并且早已将移民作为各地主官升迁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并且写入了祖制之中。
没错，刘皇帝还是没能忍主定祖制的冲动，虽然有些顾虑他定的这些规矩会成为故步自封者的“大义”，但刘皇帝还是做了，至少在他看来，他定的这些规矩，无一不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永续延存。
刘皇帝订立祖制的初衷，当然是为了限制后人乱来，以超越时代千百年的眼光来看，他有资格也有自信去做这一点。
并且，其中有不少事项，都是为了保持大汉官民开拓进取、昂扬向上之精神，为了这份进取，不得不采取一种堪称顽固保守的措施，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的。
关于移民开拓这一点，更是浓墨重彩，东北、漠南、高昌、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