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5节
但这一次，收到王禹偁的谏章，刘皇帝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一笑了之了，当着赵普等臣的面，就直接斥责，说王禹偁大胆，把他的宽容当作放纵，越发不知收敛，肆意妄言。
一个小小的侍御史，自以为忠诚，自以为忧国忧民，居然敢对君父如此横加指责，出言不逊。那种恼羞成怒的姿态，在刘皇帝身上，还是很少见的。
不过，怒归怒，也只是口头上发作了一番。当然，若不是刘皇帝了解王禹偁是个刚直的性子，或许就把他下狱了，当然，还是为了维持此前的人设。
即便如此，刘皇帝也下令，让王禹偁回家，闭门反省，写他的诗文去……
但是，王禹偁那道劝谏奏表，显然还是刺激到了刘皇帝，至少让他不再那么心安理得、称心如意，心里就像吃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在刘皇帝看来，皇子、勋贵、官僚、将军们入朝给他贺寿，既然显示臣子们对他的忠诚孝敬之心，于他而言，也是一个抚慰、采谏的机会。
帝国这么大，自西向东，正常行路，走几个月都走不完，臣子们分驻各方，为国戍守固防，平日里本就难以见到，连他的儿子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何况其他人。
借着这个机会，不只是给他祝寿，也是一个内外军政重臣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的机会。朝廷需要听取下面的意见，综合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改政策，下面的臣僚们也需要明确贯彻朝廷的政策方针，以免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什么差池。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沟通的过程，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治理而言，也是有好处的。迫于交通信息条件受限，自然不可能经常搞，但借着他五十岁生辰，组织一场国事交流会谈，还是值得去做的，有意义，也有可操作性。
不过，话是这么说，刘皇帝也以这个理由来自我安慰，但王禹偁那道谏章，还是在他心中埋了根刺，让他极不痛快。
多疑的刘皇帝，也难免去猜想，官民百姓对他，真的有了其他看法？他如今的所作所为，还像个圣主明君吗？
我不会真变成李隆基吧？这样的念头，刘皇帝以前从未想过，因为他是一向有些看不上唐明皇的，把好好一个帝国，折腾到崩溃边缘，直接从盛世走向没落。
但是，嘴里说着以史为鉴，但现实中，往往不自知，反思虽然是刘皇帝的一个好习惯，但是不知觉间就容易沉浸在那辉煌之中……
朝廷中从来不缺见风使舵之人，皇帝心里不痛快了，下面自然有闻风而动者。朝廷内部，尤其是都察院，就有好几名御史，在卢多逊的指示下，上表弹劾王禹偁，说他狂傲自矜，滥言造次，冒犯君父，要求严惩。
不过，马屁该是拍到马蹄子了，对于这些人，刘皇帝格外恼怒，他需要对一个小小的王禹偁打击报复？去为成全他的忠直清名？
因此，那些上表弹劾的御史，反倒吃了挂落，责的责，贬的贬。用刘皇帝的话说，王禹偁虽然刚直犯上，但可体其一片忠心，你们这些御史言官，该进谏的不进谏，该纠弹的不纠弹，只会落井下石，小人之行。
于是，好几名御史被贬出朝廷，卢多逊失去了几名心腹干将，本人还受了池鱼之灾，被刘皇帝批了个御下不严，玩忽职守。
与此同时，开封府以及皇城司也是大肆出动，横行京师，开始“消灭”那些莠言谬论。如此声势，自然闹得鸡飞狗跳，京内一时噤然，几乎所有的士民，见此情形，都严厉地约束自家孩子，不许再乱传乱说，“刑徒营”也成为了大人吓唬孩子的手段之一。
皇城司也感受到了源自于刘皇帝的压力，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监察东京舆情，那童谣都传得漫天飞了，竟然毫无作为。
张德钧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只能更加卖力，想要做出点成绩，以消官家之怒。开始大加侦探谁在背后传播流言，蛊惑人心。
结果嘛，以皇城司的能力，也没查出个“谋反分子”，东京城内各酒楼、茶肆的说书先生，倒是有好些被带回皇城司问话，也没个结果。
查到最后，在五丈河边找到一块石头，上边刻着那首童谣。这样的结果，可就严重了，这岂不是在说，此次风波，并非人为，属于上天“警示”？
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张德钧严令封锁消息，然后匆匆忙忙去见刘皇帝，陈述此事。得知皇城司在开封的动作后，刘皇帝更加恼火了，狠狠地把张德钧批评了一番，这不是在给他招黑嘛……
同时，原本并没有那么在意的刘皇帝，反而起了疑心，童谣并不可怕，百姓们也好愚弄，热度过去就好。
但是，他可不相信有什么石碑能天然地刻着这样一首童谣，这假托神祇的背后，必定有鬼魅奸邪作祟。
于是，给张德钧的指示，只有一个字，查！一查到底！
开宝十七年冬季发生的这场风波，只能算一个小插曲，一点小阴霾，虽然把刘皇帝搞得有些郁闷，有些恼怒，但来年的嘉庆节，他还得庆祝，他的五十大寿，仍旧要办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
谈话
比起其他人，秦王刘煦一家抵京的时间要晚得多，一直到开宝十八年二月中旬，方才回到开封。
不只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因为起行的时间较晚，过了新年之后，刘煦还对臣服大汉的诸部仆从进行了一场慰劳会谈，安抚其心，并对安东都督府的事务做了详细而周全的安排之后，这才匆匆南归。
为了赶速度，抛弃了缓慢劳碌的陆途，基本都选择乘船，至辽东后，更换海船，跨海抵达河南，又换汴船，走济水、五丈河一线至开封，这才把时间争取了回来。
而等刘煦返回开封时，整个东京城，已然沉浸在一片和谐喜悦的氛围中了，各处张灯结彩，东京的士民们，似乎也要趁着这个机会，好生庆祝一番，释放一下压抑了几个月的情绪。
王禹偁的那份谏表，对刘皇帝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嘉庆节的庆典，筹备多时，人事物都安排妥当了，不可能轻易更改，那样反而会浪费资源，并且也不符合刘皇帝的心意。
于是，刘皇帝便想到，在十八年新年以及上元节上，节省一些，收敛一些。过去，每到新年，朝廷都会组织两场大会。
先是新春伊始，举行正旦朝会，刘皇帝发表新年贺词，并就过去一年的军政形势、建设成果做总结议论，再对新一年国计民生以及政策调整做展望讨论。
真正的新年庆典，则放到上元节当日，宫中会举行御宴，君臣同乐，宫外则普天同庆，与民共乐。
但是在开宝十八年春，不论是正旦朝会，还是上元夜宴，都是厉行简约，甚至进入开宝年后就没那么寒酸过，在刘皇帝的意志下，所有人都把新一年的热情压抑着，等待着嘉庆节的到来。
朝廷如此，东京民间自然也大受影响，因此与往年不同，百姓们的新年也是过得没滋没味的，虽然爆竹声声，但总归少了点气氛。
一直到嘉庆节将至，整个东京，自上而下，都变得喜悦起来，民间也开始活跃了，普天同庆的事情，也没人敢不高兴。
事实证明，节日、庆典这种活动，还是很有必要的，哪怕是黎民黔首，生计维艰，也需要一个高兴的理由，一个宣泄情绪的机会。
而对京城士民而言，过去大概没有任何一年，能像开宝十八年这般期待嘉庆节的到来。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嘉庆节在百姓心目中的印象是得到了加深。
刘煦回京后的行程，与刘昉、刘晞差不多，抵京前，太子刘旸还专门派人出城去迎接。其后，先携一家进宫觐见刘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