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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7节

 

妥,只觉得军政大权集一身,是取乱之制。

刘皇帝的态度在这儿,刘旸等人也没法,只能跟着做更改。经过新一轮的商讨,决定仿照内地道州制置,设立安东都指挥司,统帅安东诸军,不过这一条仍旧被刘皇帝拒绝了,理由是安东不同内地,不具备直接统治的条件,需要有所区别。

再经过一轮讨论后,最终决定,以安东副都督掌那四军兵马,直接对枢密院负责,而副都督也在安东都督府下属,承担着维护治安、征讨不臣的职责,却不受都督辖制,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并且,所有的军需供给,也从辽东、燕山二道协调供应。说到底,刘皇帝在给予安东地区一定自主权的同时,手中仍旧要紧握着缰绳,不肯开任何口子,给地方军政财权集中的可能,哪怕只是偏僻的安东地区。

驻军如此处置,在财权上的定制,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朝廷也不打算在安东那旮沓获取多少财税,但还是要求明确税收,并依制向朝廷上缴,只不过数额调整为一半。

而因为东北需要钱款物资进行开发,维持都督府及下辖州县城镇的运转,这一笔财税还是会返还安东。

这一条,倒不是刘皇帝在作妖,而是财政使王著提出的,虽然有些脱裤子放屁,但用他的话来说,这就是制度。对于这一点,刘皇帝也十分认同,他是最喜欢规矩与法度的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安东的财税不用事实上的上缴中枢,只是需要账目清楚,随时接受朝廷的查验审核罢了。

同时,按照刘皇帝的授意,每年朝廷还当拨款一百万贯,用以安东都督府对辖地的治理开发。

可以说,虽然朝廷设立了诸多的限制,包括对军权、财权上特殊关照,但安东都督府一成立,仍旧是大汉诸多地方政府中自主权力最大的一处,除了军、财二权,其他什么都能干涉。

用刘皇帝的话说,整个安东地区的开发、发展,只要不违背汉统,不逆朝廷意志,哪怕是设立一些地方性的规制政策,只要对东北的开拓发展有利,都可以任意施为。

至于第一任安东都督的人选,没有太大的争议,选定秦王刘煦,这一点,在刘皇帝的属意下,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而更为关键的掌军的副都督,精挑细选,刘皇帝选定了襄阳王安守忠,田钦祚、侯仁矩、马怀遇等将领同为下属,可以说,这第一套安东都督府的军政领导班子规格是足够高的,也足够豪华。

至于坐镇东北多年的马仁瑀,也终于得以调离,入京,晋侍卫司副都指挥使,算是暂时被束之高阁。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禁军三衙中的正副统帅手中实权已经很小了,只是占据一个名义上的统兵权,其核心权力也逐渐下放到下属各军的都指挥使。

马仁瑀被安排到侍卫副帅的位置上,倒不是养老,只是做一个过渡阶段,至于要过渡多久,就看情况了。

当然,刘皇帝是不会亏待这样的功勋大将的,念其劳苦功高,刘皇帝特晋马仁瑀爵为乐陵侯。

伴随着安东都督府定制发往辽东的,是刘皇帝的一封亲笔信,信上的内容,可比冷冰冰的诏制要真实地多,刘皇帝对刘煦大加鼓励,让他放手去干,替大汉开拓出一个新东北来。

喜讯

琼林苑那晚父子翁婿之间的夜谈,对刘皇帝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或者说加深了他对胡人治理、边境安全、国家财政、大汉兵制以及军需供馈的思考。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刘皇帝自身心里已经十分清楚,有些问题是不得不着手进行解决,拖得越久,就越严重,爆发之后可能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

不得不说,刘皇帝近来是有些心浮气躁的,哪怕面上表现得很冷静平和,但心情总是带有一种焦虑。

原因无他,只是不喜欢如今的治国状态罢了,过去,尤其在乾祐时代,可以说是刘皇帝长风破浪在前,引导着、带领着大汉帝国前行。

那时候,刘皇帝是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一往而前。但进入开宝年之后,那种主动能力却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帝国的稳固,逐渐丧失了。

过去,刘皇帝往往能够料事于先,有备无患,积极主动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今,却只能被动地等待问题出现,然后再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整个过程,也不似当初那般高效,显得拖泥带水。

大汉帝国强大了,再度成为雄踞东方的庞然大物,同样的,这份强盛与庞大也逐渐禁锢住了刘皇帝,一举一措,都无法像过去那般得心应手。

刘皇帝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透露着一个问题,他对帝国的掌控力是在下降的,当然也可以说他的顾虑正越积越多。这种感觉,很不好受,对刘皇帝这样的君主来说,尤其难受。

不过,当刘皇帝下定决心要办一件事时,还是没有人能够阻止的。当然,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完全得到大臣们的拥戴,尤其是军费一项,中枢的大臣们可是齐齐整整地同刘皇帝站在一起。

当君臣一志、上下同心之时,那么一切改变与革新都将不成问题,唯一的阻碍,或许只在于刘皇帝态度了。不知觉间,刘皇帝也越发趋向于一个守成之主了,打造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同时,也将自己束缚其间,不愿轻易做出改变。

当然,进入状态的刘皇帝,也再度收获了热情,哪怕只有几分,并且短暂。他有了动力,继续去改造大汉,去维持他的帝王大业,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诊断出他的帝国存在一些毛病后,开始操刀手术。

三伏天未过,刘皇帝便从琼林苑返回汴宫,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的商讨,不管是单独接见,还是御前群策,刘皇帝都稳步有序地推动着新一轮的改革。或许用改革来形容并不恰当,改良应当要更为贴切些。

回京的李继隆,有些出人意料地,也与一干中枢大臣同列会议,共同商讨着军政大事,并且有作发言。

对于这个女婿的看重,可想而知。当然,也没有厚此薄彼,仍在京中任职的杨延昭,也被钦点列席,哪怕只是忝居末座,至于二女婿柴宗训则没这个优待了,毕竟不善军务。

除此之外,在刘皇帝的单独会见中,李继隆也是隔天就被刘皇帝叫进宫中,就他对兵制改革的想法向刘皇帝进行更进一步的汇报。

这样的荣宠,惹人瞩目,令人艳羡,同样的,也给李继隆带去莫大压力。于李继隆而言,刘皇帝既是君王,又是岳父,双重身份压制,单独面圣,感受到的压力也是与众不同的。

没有人敢把刘皇帝的恩宠看作理所应当,过于优渥的宠信,也是容易把人压垮的。当然,李继隆是没那么脆弱的,只是在面对刘皇帝时,多陪了几分小心。

入伏之后,天气也开始多变起来,不时有阵雨、雷雨发作。才过未时,东京城再度笼罩在疾风骤雨之中,天地为之变色,豆粒般大的雨珠汹涌地滴落在殿瓦御道间,溅起阵阵水雾。

雨水虽然恼人,却也驱散了不少盛夏的炎热,崇政殿门扉大开,殿外大雨如注,不时有雨点飘入,沾湿殿内的帷幕。

雨声作幕,殿内刘皇帝、李继隆这对翁婿正在弈谈,当然,下的是五子棋。只不过,比起棋盘,刘皇帝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放在这女婿身上,自回京以来,他已经观察此人许久了,不知是父亲的早逝,婚后的成熟,抑或是长时间的锻炼,如今的李继隆比起当初实在沉稳太多了。

那份面对自己的小心翼翼,那下意识的察言观色,都让刘皇帝颇觉好奇,这份谨慎与谦怀,毫无年轻人的骄气与浮躁,也不知是跟谁学的,可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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