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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令

 

结核病摘去了一侧肾脏,还没修养满一月,又为指挥战事赶回东北来了。这事之前是严格保密的,沈阳司令部里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晓。所以,我和郑长官专程商量,要指定一个可靠的人照顾他的身体健康,并且一定要能够保守秘密。”

阮静秋被他这一番话里巨大的信息量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廖耀湘最后说:“我们拟定好人选后,是给杜先生过目了的,他没有否决。”

她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廖耀湘看她不说话,也不再说下去,只是又往她碗里夹菜。但饭菜总有吃完的时候,她在这期间默默地想了许久,吃也吃得食不知味,直到勤务兵们已把碗筷都收走了,她还是没拿定主意。与往日果断的做事风格相比,今天这样实在太不像她,更何况吃人家的嘴短,她再说话时,难免就有些心虚,瓮声瓮气地道:“军长,我还没想好。”

他说:“没关系。原本今天也就是要先和你谈一谈,听听你的意见。”

阮静秋补充道:“这件事是军长和郑长官的命令,又事关杜长官的身体健康,我无论如何不应当推辞。而且,我刚刚就说了,只要是长官的命令,我一定严格照办。可是,我在军长面前,一贯也是不说谎的,如果我现在对军长说,我非常乐意、毫不犹豫地就愿意到沈阳去,那肯定是一句假话。”

他点头:“我理解。”说着忽而又笑起来,“一转眼,从在巴黎见你到现在,差不多都过去十年了。那时候瘦瘦小小的丫头,现在已经长成了大姑娘,模样看着成熟了许多,但脾气一点也没有变。”

阮静秋答道:“变不见得一定好,不变也不一定坏。要是我变成了一个满嘴甜言蜜语、惯会哄人开心却没有几句实话的人,军长也不会留我在新六军了。”

他笑了笑,又感叹道:“当年装甲兵团在湘潭改编成二百师,之后驻防全州、桂南会战、入缅远征到现在,许多人来了又走,连衍功也留在了异国他乡。曾经熟悉的人,除了我们这些做长官的,现在也没剩下几个了。我之所以想派你去,也是因为你是湘潭就跟着他一路走过来的老人,也许看见你,他心里能感到有点安慰。”

阮静秋唯有苦笑道:“我实在不敢想自己能让杜先生有什么安慰,只求不要给他添堵就好。”

廖耀湘摇头:“他不是那样的。就当是我为自己的老长官说句话吧,他固然位高权重,但从未以权压人,更不会挟机报复。假如你愿意去他身边,还请你不要怕他。”

事情还没有商定,副官已在外面敲门,是来送饭后的茶水。阮静秋正好也想借机问一问廖耀湘的伤势,于是拿起了一旁的药箱,说道:“我算着日子,差不多已经到了拆线的时间,就拿了药箱过来。”

他“噢”一声,立刻说:“你不提醒,我都快忘了。伤口长得好,你缝的针脚也巧,这几天,我一点儿也没想起这里还有一道伤。”

她无奈地:“军长还是别夸赞我了。若非你恰巧经过,我已在河沟里冻成了一个冰雕;可你要是没恰巧经过,胳膊上就不会落下这么长的一道伤口。”

他则笑说:“你是医生,一道伤口和一条人命哪个重要,你比我更清楚。在我看来,我不光庆幸自己恰巧经过,更庆幸只受一点皮肉之苦就能换回一个好医生,否则我现在只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说着这些话,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关节,又偏头凑近她瞧了瞧:“难怪邱军长说你是个心思重的,这事有什么好惦记的必要?我救人又不是为了索取报答,你不要觉得因为这事就有了负担,就非要答应去沈阳不可,我另选他人就是了。”

她知道这话并不是为了说服她去沈阳而有意编织的,因为他这个人一贯直来直往,从不会刻意使用什么动听的字眼哄骗别人,而他所受的新式教育,也让他把身边每一位军官和士兵都看得非常重要,因此即便当时被压在车底下的人不是她,他也一定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她真诚地说了声“谢谢长官”,接着帮忙卷起他的衣袖,取出工具来拆除伤口上的缝线。拆线时牵扯皮肉,难免会有些疼痛,但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只安静地坐着,乖乖将手臂伸长摊在桌面上。待到缝线全都清理完毕,他才终于“嘶”了一声,叹息着说:“可算熬出头啦。”

她故意板着脸道:“不过,即便军长救了我的性命,假如杜先生问起的话,我也还是要照实说的。”

他愣了愣,旋即笑了:“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丫头!”

工作交接又花去了近两天工夫,前往沈阳的军列将于转天清早出发,廖耀湘那时不在军部,她接了调令文件,也不知道该跟谁道别才好。某一个瞬间,她甚至生出些违令抗命的念头,但转念一想,为着不去见一个人,而让自己实打实地背上逃兵的罪名,实在是一桩很不划算的买卖。

她感觉自己这样畏缩的缘由,主要是与愧疚有关——远征军撤退时,依部队建制她原属新二十二师军医处,本该和师长廖耀湘一样奉军长杜聿明的命令撤进野人山。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记述的只言片语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雨季将使半数士兵平白葬身在不见天日的热带丛林当中,且在这茫茫数万人里,最终只有一位女性活着走出了野人山。彼时她已在民国这方大染缸里沉浮了数年之久,对国府官员及军队的种种弊病看得分明,深知拿这事去向长官们进言可谓是半点用处也没有。法币近来都已投入使用,市场上的货币乱象已好多了。”

阮静秋不知道货币乱象究竟有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好转,但他说的东北流通券和盖章法币,她还未曾用过。之前倒是有一些耳闻,说是军需处已经为这种盖章法币忙了好大一阵子,因为所谓盖章法币者,即是要用杜聿明的私章在法币上盖印,以此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凭证,投入使用后,与满洲币按一比十兑换。部队不断地进入东北以后,对这类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可见他的私章之忙碌,或许比他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他们又就此讨论了一些细节,大概是这事并不算多机密的缘故,期间她站在一旁听着,并没被他们请出办公室外。杜聿明是其中最少说话的那个,他大多时候认真聆听着其他人发言,偶尔蹙眉沉思,或者用他手里那支派克金笔在纸上书写几句。待到屋内其他人都发过了言,他忽然转向她,说道:“我派给你一件额外的任务。你工作之余,尽可多去市场看一看,把关于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及货币流动的情况记录下来。除沈阳和锦州之外,抚顺、营口、鞍山、本溪等地,你也可以去。”

语罢,把他方才写了不少东西的那张纸递给她。她之前还以为他听其他人发言听得不光认真,还做了笔记记录,接过一瞧,才看见上头写的是她这件任务的一些要点,连同之后整理撰写汇报材料的方式方法、格式行文也一并列清楚了。她看得暗暗咋舌,原来他早在她回完话之后,就已经想到要给她派这项工作,且还能够一心二用,一边听着其他人说话,一边又写了这一整页跟那些发言没什么关系的东西。这类工作和她的本职一点关联也没有,她实在不明白司令部的参谋那么多,杜聿明为何非要把这件事派给她做。她并不是不想当面问个清楚,但此时还有诸多东北行辕的官员在场,再傻也知道她绝不能也不该在这里驳了自家长官的颜面。她无可奈何却又无法推脱,只好暂且应承下来。

会后,杜聿明又派来一个参谋和一个特务营的军官,叫这两人往后协助她办好这件差事。这位参谋也是留洋归来,且在外国学习的就是经济,把这些价格、市场、货币等概念及关联向她简要地一讲,她就明白了许多。来自特务营的这位军官,则是沈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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